对中国而言，丰富碳市场的投资品种有着比欧盟更宽绰的操作空间，同时政策层面创造推升碳市场的作用机制也大有可为。
继8月25日中国碳市场收盘价第一次跌破上线首日48元/吨的开盘价后，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依然没有扭转跌势，至8月31日收盘，碳市场价格为45.35元/吨，最终也未能收复首日开盘价的领地，并且整个8月份碳价重挫16.28%。
碳价格走低所导致的问题很严重。在整个碳减排工具中，碳市场是最为重要的撬动与牵引力量，而碳价格则是碳市场与碳减排的风向标。低碳价意味着企业碳排放的低成本，那些重排大户就可以非常廉价地从市场上购买到碳配额，也就用不着布局与添加自我碳减排设施，该怎么排就怎么排，能排多少就排多少，因为这些企业的最终所得要大于它们为购买碳指标的总体所失；而另一方面，那些自我控排与减排做得好的企业由此多出来的碳配额指标因为碳价的走低而大幅贬值，即便拿去交易最终到手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抵消前期为减排而投入的成本，也就是碳交易所得要小于碳设施投资的总体所失。长此以往，还有哪一个企业愿意自觉减排与控排？碳中和愿景又怎能如期兑现？
碳价的升降起伏固然是市场的自然表观，而且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碳市场价格都走得异常艰难与崎岖，不过绝大多数都还是成功将碳价托了上去。拿做得最成功的欧盟碳市场来说，上线交易首日的碳价格为20欧元/吨，金融危机时期，碳配额需求急剧萎缩，碳价一路降至只有7欧元/吨；新冠疫情暴发后，欧盟碳价格再次被打到15欧元/吨之下。对此，欧盟以足够的耐心在政策层面做着持续性改进，最终让碳价终于回升到目前61欧元/吨的历史高位，同时也是全球最贵的碳价格。
首先是市场稳定储备机制（MSR）制造了碳价上涨的推动力。为应对需求侧压制和配额过剩对碳价形成的冲击，欧盟每年发布截至上一年底碳市场的累积过剩配额总数，然后将过剩配额总数的24%转存入MSR，实际操作则是在年度配额拍卖量中减去相应的数额，比如截至2020年底欧盟累积过剩配额总数14.2亿吨，那么下一年度配额拍卖将减少3.4亿吨，也就是2021年的拍卖配额比当年年度配额拍卖总额少了四成，由此向需求方传递出配额递减与稀缺的信号，从而制造出碳价上涨的预期。
其次是“限额与交易”原则制造了碳价上涨的作用力。“限额与交易”原则是指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上限的前提下，内部各排放源可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放量，且该上限会逐年降低，最终实现减排目的。原本欧盟打算碳排放配额年度递减率自2021年起由原来的1.74%升至2.2％，但考虑到2.2%的年度递减率无法帮助实现2030年气候目标，因此限额递减可能会提升至2.6%，碳配额供给小于需求的格局由此被进一步强化，反应到碳市场上碳价便获得了上行的动力。
再次是多元投资主体制造了碳价上涨的托举力。欧盟碳市场既有企业交易主体，也有自然人交易主体；不仅有机构组织参与，也有个人参与，最终全社会的资本都来支持碳市场，同时欧洲碳市场既有现货产品交易，也有标准化减排期货合同产品，以及围绕着碳产品以及各种追踪欧盟排碳配额期货的基金等零售产品。众人拾柴火焰高。参与者摩肩擦踵，可供选择的产品琳琅满目，巨量资金在碳市场集结，碳价焉有不涨之理？
第四是碳税制造了碳价上涨的策应力。碳税与碳交易是欧盟碳市场的两个重要支柱，除了覆盖一切二氧化碳的重排放行业外，欧盟的碳税机制还比较健全与完善，部分国家对不同燃料来源的排放实施不同税率，同时超额排放与依规排放的税率也完全不同，而从碳税出台至今欧洲各国碳税整体呈上升趋势。作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有力政策补充，碳税力度的加大，必然将更多的碳排放企业倒逼到碳市场中来。
最后是调高目标制造了碳价上涨的刺激力。今年欧委会将2030年减排目标从40%提高到了55%，由于碳市场的配额总供给是由欧盟的总减排目标决定的，减排目标的提高必然会提高碳市场的减排力度和减少配额总供给。据欧委会发布的量化评估报告，在40%减排目标要求下，碳市场2030年减排力度为43%，而在新的55%的目标之下，碳市场减排力度大约会提升到62%~65%，也就意味着配额总供给下降得更多，由此引导碳价走高，而碳价的走高，意味着那些超额减排并有富余配额的企业盈利增多，从而更广泛刺激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
就中国而言，由于企业碳减排压力远超欧盟企业，虽然不可能开征碳税与提高减排目标，但丰富碳市场的投资品种以及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场却有着比欧盟更宽绰的操作空间，同时政策层面创造推升碳市场的作用机制也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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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丰富碳市场的投资品种有着比欧盟更宽绰的操作空间，同时政策层面创造推升碳市场的作用机制也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