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这是对先立后破、统筹协调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精准部署。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之一。我国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出发，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提出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改善环境质量的任务依然严峻，碳中和目标为我们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减排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实现碳中和目标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推动环境、经济、能源等多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结构调整为契机，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大力发展新能源，努力实现环境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 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任务极其艰巨，挑战非常严峻。2020年，我国碳排放占全球排放量的30%左右。同时，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为3.4吨标准煤/万美元，单位GDP碳排放量为6.7吨二氧化碳/万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和1.8倍。我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占能源消费的84%，其中煤炭消费占56.8%，远高于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占比。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仅有30年，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 当前，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大，高能耗、高排放、低效能等问题并存，转型升级难度较大。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以电力、钢铁、水泥、石化、煤化等行业为主。2020年，这五大行业碳排放约占全国排放量的73%。同时，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当前，我国仍面临较为严重的大气颗粒物和臭氧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随着污染末端治理措施的空间缩小，进一步取得环境收益的边际成本和减排难度日益增大。此外，由于成本和技术问题，温室气体减排的“末端治理”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目前仍难以实现大规模市场化应用。总体上看，我国面临实现碳中和目标与环境污染防治的双重压力。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化具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极端天气增多、自然灾害频发等不利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引起的气温、辐射、降水和风速等气象要素变化又会影响污染物的生成和传输，加剧区域空气污染程度，威胁人类健康。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有利于气候系统的稳定。可见，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同向的，与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契合。 从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的产生过程来看，造成气候变暖的“碳”和环境污染的“碳”同根同源，主要都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利用过程。对此，我们具有协同控制的科学基础和先决条件。 比如，电力与热力、工业、交通、建筑等作为我国最主要的能源消费领域，既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也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研究表明，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占比约70%，对大气污染物PM2.5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约60%。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效果，同时也显著促进了二氧化碳的减排。 在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生态环境部提出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在战略规划、法律法规、评价体系等方面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统筹融合，推动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控制。同时，加快推动从污染物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在环境污染治理中优先选择化石能源替代、产业结构升级等源头治理协同措施，减少污染治理成本，以最大限度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效益。 大力发展新能源，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占比，改变能源结构，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途径。目前，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世界的一半。未来，我们仍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发电等的规模，逐步减少传统化石能源比例。可以预期，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传统污染排放将大幅降低。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可能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大量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置、新材料的合成与应用等带来新的化学品污染风险需要高度重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风能、太阳能已经开始跨入大规模开发利用阶段。虽然通常认为风能、太阳能是无污染、零排放的清洁能源，但大量光伏产品的制造过程，特别是硅冶炼和提纯加工过程，本身就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碳排放。未来大量光伏发电组件的报废和回收问题也将成为无法回避的新难题。大面积光伏发电将大范围覆盖地球表面，改变地球表面功能，导致土地利用变化，改变局部辐射条件和地表能量平衡。同时，可能影响动植物的生长、活动和生命周期过程，导致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发生变化。对此，我国亟需开展大规模风能、太阳能开发的气候、生态、环境效应的风险评估，结合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确定最佳发展路径，避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江桂斌 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