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双碳”成为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并指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过去一年，中央层面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相继发布，“双碳”工作顶层设计出台，“1+N”政策体系稳步构建。
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如何正确认识“双碳”目标的长期性并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好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稳增长的关系？如何把握“双碳”目标背后的重大战略机遇？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今年“双碳”工作又该如何规避风险、统筹推进？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
“双碳”和增长的关系本质是环境和增长的关系
本报记者：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该如何把握“双碳”目标和稳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
张永生：现在大家讨论“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更多是强调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实际上，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看，应更侧重于讨论如何让“双碳”目标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这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如果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后建立的高排放、高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模式，即“挖煤开矿办工厂”，那“双碳”无疑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果是在绿色转型模式下，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商业模式、企业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都不一样，“双碳”目标和增长之间就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现在我们处在新旧模式的转型期，如果站在旧的模式往后看“双碳”，看到的就是挑战和阻力；如果站在新的模式往前看，看到的就是机遇和动力。
“双碳”和增长的关系，本质是环境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过去一直认为二者是倒U型曲线关系，即经济增长过程中会牺牲环境，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有能力负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就可以改善环境。在碳排放的维度，现在130多个国家承诺碳中和，其中70%以上为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可以在低碳状态下起飞。
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早就走出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理念，即从过去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冲突，到后来相互兼容，再到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新理念。正是有了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才大刀阔斧地保护环境，不再担心保护环境会影响经济增长。事实证明，党的十八大后中国采取严厉的环保政策，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反而创造了大量新的绿色增长机会，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但是，2021年下半年出现“拉闸限电”后，一些人基于环境与发展相互冲突的传统认识，想当然地将原因归咎于“双控”和“双碳”。实际上，如果深入调查就会发现，“拉闸限电”同“双控”和“双碳”政策基本无关。
应保持绿色转型的战略定力
本报记者：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何理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张永生：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背后的一个原因是，过去的传统发展方式遇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中国经济必须实行绿色转型。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福祉。传统发展模式不仅带来不可持续的环境危机，还面临发展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新发展理念、美好生活概念的提出及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实质是回归发展的根本目的。相应地，满足美好生活的发展内容就会发生变化，与之相应的资源概念也会变化。由于不同资源的技术特性不一样，相应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都会不同。一旦这种绿色转型发生，环境和发展之间就有可能成为相互促进的关系。
“双碳”目标意味着，很多产业会推倒重来，包括汽车、能源等。这给中国很多产业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会。如果看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双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350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正是因为新能源汽车井喷式增长，2021年中国汽车才结束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产销量下降的局面。新能源车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来源。此外，新能源等其他领域也是呈现高速发展之势。从汽车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新能源汽车，传统汽车产业就是负增长；有了新能源汽车，汽车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些行业井喷式发展背后，就是“双碳”目标在驱动。
“双碳”工作要坚持先立后破统筹推进
本报记者：“双碳”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背后也蕴含相应的风险挑战。在您看来，风险挑战主要有哪些？
张永生：一是欲速则不达。实现碳中和不是简单的能源转型问题，也不是简单地填补“新能源供给和总能源需求之间差额”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范式的系统性转型问题。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经济体系，包括经济结构、财政体系、就业体系等，很大程度上是在化石能源基础上形成。如果能源转型过快，同其他领域的转型不协调，就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先立后破”就非常关键。
二是新能源不稳定会带来风险，要通过储能技术突破、储能商业模式、电网技术、电价改革、煤电和新能源配比等措施来解决。
三是供应链风险。在过去，全球分工的风险是靠市场机制（比如遵守企业间的契约）以及多边贸易机制来解决。现在由于大国竞争，出现了“贸易战”“卡脖子”，过去有效的全球市场规则和国际贸易秩序，不时被以“公平贸易”“人权”“国家安全”等借口破坏，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分工的风险。
四是能源消费总量问题。未来中国能源消费曲线怎么走，是很关键的问题。新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背后都有大量的资源消耗、生态环境问题。如果不改变过去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仅仅将化石能源替换成新能源，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这是为什么即使今后新能源再廉价，也必须要严格控制总能源消费的原因。中国的总能源消费，不能走欧美的高消费路径。
五是从碳基的能源转型到金属密集的能源，对关键金属矿物的需求会大幅飙升，由此带来很多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
六是“双碳”会带来大量资产的重新定价。比如“双碳”目标出来以后，传统汽车的市价就会下跌，新能源汽车大幅度上涨，市场的预期会发生很大变化，政府、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都会被重新定价，这会带来很大的机遇与风险。
本报记者：去年中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此后也持续对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纠偏”。在您看来，今年“双碳”工作该如何统筹推进？
张永生：在讨论“双碳”相关问题时，一定要明确“双碳”目标是一个战略目标，短期内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过去一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后，从全国开始积极响应到不断地试错、不断地纠偏，最后到中央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1+N”政策体系，标志着整个“双碳”工作经过摸索以后走向了正轨。现在最大的问题仍是解决认识问题，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政策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明确统筹政策。首先，将保护环境纳入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目标中，并让“双碳”目标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当经济增速放缓时，尤其要保持战略定力。其次，宏观政策几大传统目标的统筹协调，比如GDP、物价、就业、国际收支等目标。在新的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这些目标的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最后，多维度协调各类环境政策。现在更多是从碳的维度讲“双碳”。但是，只是“为减碳而减碳”的话，减碳就可能引发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反倒会加剧不可持续。因此，必须将减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让碳排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环境目标相互促进。（中国发展改革报社 见习记者甄敬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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