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早已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中和战略，大力度推广应用清洁能源，建设大规模的风、光电站，碳市场堪称其碳减排政策体系的基石。中国作为全球光伏、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制造业大国，也正推进着“双碳”战略。相似的战略目标下，两地碳价却大相径庭，背后的原因和逻辑值得深思。
碳价的不同表现
2月以来，欧盟基准碳配额主力期货合约价格（EUA）持续上涨，至 2 月 21 日突破 100 欧元/吨，创历史新高。尽管去年8月欧盟碳价也曾创了99.14欧元/吨的纪录，距百元整数关口仅一步之遥，市场对今年碳价继续走高早已有心理预期，但真正迎来破百时刻，影响还是超出按此价格交易的市场化行为本身，更深入到企业和社会的心理层面。
为了促进减排，中国同样也建立了碳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碳价一直保持数十元的水平，2月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日均收盘价56.21元/吨，中欧碳价相差十余倍。一种标的物在不同区域的价格差异如此之大，看起来比较奇葩，但其实，价格只是表象。
欧盟碳价飙升的原因
能源市场波动是碳价波动的直接原因，但欧盟无论气价飞升抑或下跌，碳价都保持在高位。去年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危机，极端高温天气进一步推动用能需求，加之法国核电机组出力不足，欧洲天然气供需严重失衡。恐慌情绪支撑气价维持着高位，不得已部分煤电重启以满足电力需求，化石能源需求大增。煤炭是高碳能源，推高对碳配额的需求，碳价一路涨至99欧元。随后，伴随着气价下跌、暖冬、增加配额拍卖等因素，碳价回落。今年以来，各国缩减天然气消费、增加储备初见成效，欧洲储气库水平甚至高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加之欧盟实施天然气价格上限计划，调整气价过高的市场风险，TTF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从去年8月的330 欧元/兆瓦时已降至目前50 欧元/兆瓦时左右，下跌80%以上。气价降下来，虽然不用继续使用煤炭，但原本受高气价抑制的工业企业开始恢复生产，对欧盟经济增长的预期增强，能源消费需求预期增强，预期碳排放量回升。另外，由于4月底为欧盟碳市场履约期限，一季度碳价普遍偏高。诸多因素，共同推动碳价创出新的历史纪录。
碳价长期维持高位的支撑因素，还是欧盟坚定不移的碳中和战略。欧盟碳市场（ETS，碳排放交易体系）经过十多年发展，从2021年开始进入到第四阶段。2022年12月，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就ETS（碳排放交易体系）改革法案、CBAM（碳关税调节机制）达成一致，主要包括将碳市场覆盖范围内的行业（电厂和能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减排目标提升至62%、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和缩短免费配额的时间表等内容，配套的CBAM将于今年10月起试运行、2026年全面实施。随着这些措施逐步落地，意味着未来欧盟的减碳行动向更加纵深发展，碳配额供需将长期保持紧张态势。可见，高碳价是欧盟碳减排政策的应有之意，符合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和预期。
高碳价的减排效应
碳市场作为欧盟碳减排政策体系的基石，通过碳价调整气电与煤电的替代关系，并通过电力市场的边际定价机制，将碳价传导给电价、再传导给用户，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减排目标。
具体机制是这样的：工业活动衰退，碳排放下降，对碳配额的需求下降，碳价就下降，不给企业增加额外的碳价负担；工业活动反弹，碳排放上升，配额需求上升，碳价上升，激励企业投资低碳技术和减排。
能源排放占温室气体总量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三，3月2日，国际能源署 (IEA)公布2022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368 亿吨，创历史新高。分区域看：尽管去年欧洲重启大量关停的煤电厂，但欧盟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仍下降了2.5%；中国在新冠疫情严控措施下，碳排放与前年持平。其他区域则不尽然：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区域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增长4.2%；美国增加0.8%。显然，碳市场对欧盟减排功不可没。
高碳价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抑制工业产出水平。高碳价推高能源成本，导致欧元区制造业产能大幅收缩。欧元区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自去年一季度开始下滑，到今年一季度已跌至近十年均值水平，不少能源密集型企业被迫关停、或者产业转移，而这些企业所生产的原材料将影响更加广泛的下游制造业。
其次是推高欧元区通胀，加大融资成本，不利经济增长。伴随能源、粮食价格上行等不利因素，去年欧盟27个成员国的年通胀率高达9.2%，粮食和能源分别贡献了2.88、2.79个百分点（注：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新浪财经）。加之美联储不断加息，欧洲央行不得不持续收紧货币政策，较高的融资成本打击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也抑制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支出。
而最难以承受的，莫过于关系到千家万户生命安全的取暖供能短缺，以及与民生福祉直接相关的“能源贫困”问题。“能源贫困”问题主要出自于低收入、房屋绝缘性差、只有低效率加热设备的弱势群体，特别是能源支出大于家庭可支配收入10%的家庭，这样的家庭被称为“能源贫困家庭”。伦敦市早在2004年制定面向2050年的能源战略时，三大目标中就有“通过给予伦敦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帮助，使其负担得起基本的温暖需求，从而消除能源贫困”。
去年欧洲电价峰值达140欧元，其中90欧元左右为碳价成本，碳价对能源账单贡献不少，这样的碳负担是否必要也引发很大争议。特别是加重了弱势群体的“能源贫困”问题，甚至导致部分中产阶级也陷入“能源贫困”，还引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增加医药支出、影响当地就业等。
不堪忍受负面效应，不同国家都提出应当防范过高碳价的主张。例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希望为碳价设置天花板，波兰呼吁设立涨价限制、并打击碳市场的投机炒作。但是显然，相应的政策完善尚需时日。
对碳市场功能的再思考
实际交易中，碳价既是碳市场的风向标，也是把双刃剑，既可能起到促进减排的功效，也可能超出政策设计者的预想，特别是当碳市场规模很大的时候，作为减排成本的碳价最终还是需要由终端消费者全部承担。
由欧盟碳市场波动可以看出，在能源短缺的条件下，高碳价并未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既不能、也不必要、更不应该，因为短期内的减碳目标更应当让位于能源供给安全。对政府来说，能源安全是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标和核心。
这个安全应当包括三个层面，三者缺一不可：一是总量充足，即确保能源供给不能中断；二是价格合理，能源价格波动应在企业和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三是环境安全，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并尽可能地减少因利用能源造成的环境影响。这个影响，不只有化石能源，也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环境影响。
欧盟通过碳市场推动气电替代煤电，成效显著。中国也在逐步推动降低煤电比重，这点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能源结构上中国煤电的体量实在太大，需要在保障能源供应总量条件下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能源结构背后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不同。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工业化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电气化水平较低，能源需求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和经济增长保持一致，总量仍处于上升阶段，而欧洲早已经过了工业化阶段，经济社会处于稳定平台期，能源消费规模变动不大。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和碳减排的难度更大、需要的时间更长。
总之，碳减排配额作为人工设计的制度性产品，它自身并不具备任何商品或服务属性，它的价格取决于资源稀缺性。碳市场作为减排政策工具箱里面的一个品种，应当与国家（区域）的碳减排总体战略目标和政策体系相一致，而再往上一级，减排政策更应当与国家的宏观政策体系相一致。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梁朝晖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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