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机对减碳发展构成挑战

随着北半球的冬天逐渐到来，能源危机的阴影正在笼罩全球市场。

香港时间2021年10月11日15:21，NYMEX原油期货上涨1.94%至80.89美元/桶；ICE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58%至83.69美元/桶。两市分别刷新2014年10月31日以来高位至81.10美元/桶和2018年10月10日以来高位至83.88美元/桶。不止原油，欧洲天然气价格从2020年的低位暴涨80%。国际煤炭价格也大幅飙升，迄今澳大利亚动力煤已经上涨至203美元/吨，创下13年来价格新高。在中国内地，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煤炭价格大涨，煤电价格倒挂之下，超过20个省市出现突发性限电，已经开始明显影响到产业链和民生问题。

为什么看似已经远去的能源危机，现在再度逼近？为什么在全球前所未有地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并开始大规模采取减碳行动时，传统能源市场却价格大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潜在的能源危机“意外”重临，市场不仅要关注其影响，其背后的发展逻辑更值得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

这一轮能源涨价的原因有多种，一是随着疫情受控，全球经济重启带来能源需求增加，这是能源需求端的因素。二是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提出的“产业上游”理论下的市场现象。“产业上游”理论是指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由于大量资本的投入，催生需求大爆发，让消费端绷紧，同时导致生产端的上游拥有更大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产业上游”理论推动了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三是全球转向减碳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政策与发展转型与能源消费转型的错位，这种不匹配抑制了传统能源的投资和生产，导致价格上涨。

上述三个因素中，减碳发展对于能源涨价的影响力并不是最大，但从政策角度看，这一因素的长期影响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它可能意味全球大规模转向减碳发展时，我们的产业与消费体系并未做好足够的准备。

瑞信董事总经理陶冬认为，能源涨价的最大原因是各国一起转向清洁能源，大力淘汰或限制煤炭发电、核能发电，希望用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加以取代。虽然这种政策思路是好的，也是长远发展方向，但是也许人类还没有准备好。这些替代能源发电能力的波动很大，而储能的基础设施又跟不上，使得能源供应出现很大的缺口。陶冬估计，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已经开始，世界不少地方的冬天今年都不好过。

能源转型与能源消费的矛盾在各国都有体现。以高度重视绿色发展的德国为例，德国坚持在明年关闭最后三座核电站，成为西方工业大国里第一个全面弃核的国家。而十年前，核电曾占到德国电力供应的四分之一。不仅是核能，按照德国的计划，2038年前将关闭所有煤电厂，2050年前将放弃使用天然气。德国的政策也极大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同样计划放弃或缩减核能的还有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和法国。法国作为全球核电大国，计划在2035年前，把核电占比从目前的75%降为50%。

不过，“彻底放弃”核电也让德国付出了一些代价，不仅造成了1.7万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还面临能源公司的诉讼。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9年，德国的电力消耗总量几乎持平，近十年更是呈现下降态势。其中2019年，德国全国的用电量为524太瓦时，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

很显然，德国已经处在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绝对能耗下降阶段，但从实际的能源需求和消费来看，德国的能源转型政策显然比能源消费的转变更快。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坚持绿色能源发展的路径将面临短期供需压力。

在中国内地，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的惯性存在更大的矛盾。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多、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且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并未完全度过工业化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能源消费结构，都会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2020年，中国已经承诺要实现“双碳”目标；2021年，中国再度强调将努力实现这两个目标。据美国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研究报告，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5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过去十年增加了11.4%。其中，中国的排放量首次超过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的碳排放量的27%；第二大排放国美国贡献了11%；印度排第三，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6%。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从经济社会大系统来看，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系统转型的过程，涉及到的产业发展、城市化、能源利用、交通方式、消费活动等各个方面。中国距离实现第一个碳目标——2030年“碳达峰”只有9年时间，立足于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基础，中国未来的碳减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挑战才刚刚开始。

对中国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通过何种路径来实现减碳发展。安邦的研究人员认为，“德国模式”（甚至“欧洲模式”）肯定不适合中国。以激进或大规模替代的方式来实现减碳发展，对中国来说都不是最合适的方式。如果要强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达49.8亿吨标准煤，“十三五”时期，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了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单位GDP能耗降低了13.2%。过去40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年均降幅超过4%、累计降幅近84%。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如果能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2020年看，中国可以少消耗16.6亿吨标准煤，相应减少的碳排放总量将高达12.5亿吨，约占我国碳排放总量12.7%。

这种差别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我们一向强调，中国的节能降耗一定要因地制宜，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要知道，当前先进节能技术在中国工业的普及率平均不到30%。如果能大量采取“适用技术”（指技术可得、成本可控的节能降耗技术），中国降低能耗将会取得可观的进展。有关测算显示，如果依靠技术节能、结构节能、管理节能的持续推进，203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水平还要比2020年下降30%左右。

最终分析结论：

今年的能源价格暴涨，预示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正在逼近，这无疑给了全球减碳发展当头一击。可以认为，全球各国并没有为全面转向减碳发展做好足够的准备。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能源危机现象，都显示了目前的社会经济、产业、消费体系对传统能源消费存在强大的惯性。

如果以高标准强行转型，能源危机将加快来临。对于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必须找到适宜自己的可行的节能降耗之路。